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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第1页）

（那天晚上，许多列车来到奥斯威辛，输送来一万五千人。）

我们返回集中营的时候，星星已经开始隐去，天空变得越来越透明，夜色向高空消遁，即将破晓。可以预见，又是晴朗、炎热的一天。

焚尸炉上方冉冉升起粗大的烟柱，在高空蔓延成为巨大的黑色河流，极为缓慢地飘过比尔克瑙的上空，在特谢比尼方向的森林后面消散。索斯诺维茨来的旅客们正在被烧成灰烬。

我们和挎着机关枪换岗的党卫队员路遇。他们步伐整齐，紧紧靠拢。一个集团，一个意志。

“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他们放开嗓子高唱。

在自己写的短篇小说里，贝塔显得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是不道德的。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来源于某种伦理的激情，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失望的爱。他想要描写他的见闻，在程度上走到极限；他想要完全准确地刻画一个已经不容愤怒存在的世界。在他的短篇小说里，人是裸露的，被剥夺了只要文明习俗尚存就继续保持的向善的倾向。但是，文明的习俗是脆弱的；只要环境发生突变，人性就会返回其原始的野蛮。那些在英国或者美国的城市里散步，认为自己乃是道德和善意之楷模的道貌岸然的公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欺骗！当然，责备一个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放弃亲生孩子的妇女，是轻而易举的。这真是一个恶魔般的行动。但是，一个斜靠在大沙发椅上看小说，同时还评判自己一个不幸的姐妹的女人，应该停顿一下，思考一下，如果自己也面对恐怖，那惊骇是不是比情爱来得更加凶猛？也许是，也许不是，有谁能够预先知道？

但是，“集中营世界”也包含了很多奋起完成的高尚行为、为保护他人而牺牲自己的人。这些人没有出现在贝塔的小说里。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人的身上——人干脆就是想要活下去的一种动物——而是放在了“集中营社会”上了。囚徒们受到一种特殊的道德约束：如果有人先伤害你，则伤害他们是可以允许的。在这一条不成文的契约之外，每一个人都竭尽全力挽救自己。在贝塔的书里，我们是找不到人的团结互助的图景的。根据他的囚徒同伴讲述，他在奥斯威辛的真实作为是完全不同于他的小说可能令人设想出来的形象的，他行动果敢，是同伴情谊的模范。但是，他想要表现坚强；在进行清醒而不偏颇的观察的愿望方面，他不迁就自己。他惧怕说谎，因为在现实中，虽然他竭力保全自己的正直，但是他依然屈服于堕落的全部法则；所以，把自己描写成一个作出裁判的观察家的做法，就可能是在说谎。作为叙事者，他把在集中营里被视为资产的品格送给了自己：干练和胆识。由于弱者与强者之间“阶级”战争的因素——在这里，他没有偏离真实——他的小说是特殊地残酷的。

从达豪集中营得到解放以后，他熟悉了在西德的难民生活。那种生活很像是集中营生活的延续。道德沦丧，盗窃，酗酒，腐化——希特勒主义猖獗年代里释放出来的人的全部邪恶力量，继续大行其道。占领国对于几百万新来的奴隶的生硬政策，激起他的愤怒。因为梦寐以求的战争的结束在这里竟然是这样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重又占了上风，而强者这次则是奢谈民主与自由口号之辈，他们践踏弱者，或以残忍的冷漠面对他们。

贝塔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他将这种观察力聚焦在他周围那些人身上的全部荒谬、丑陋和罪恶的东西上了。他很无情，不宽容，他就是一个打开的伤口。也许，在忍受多年痛苦之后，如果他能够在某一点上伫立片刻，看到一个由个体构成的社会，而不是被战争结束之时的大兵震撼的社会，那么，他必定会少一些苦涩的。他的内心深处总是躁动不安，他的面部永远扭曲成愤怒和讽喻的表情。他继续看到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大众是裸露的，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对于像他这样必须具有一个明确目标的人来说，这样的世界是不可容忍的。他觉得他再也不能够滞留在无所指的愤怒和叛逆状态之中。

像许多以往的囚徒一样，他必须在返回故国和自我流放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他所怀有的战时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情绪，模糊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乃是现实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感觉之中。他的信念可以被归结为一句简洁的格言之中，亦即，人不是受到自己良好意向的控制，而只是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秩序的法则所控制。谁要想改变人，首先必须改变社会环境。他还依旧像所有的波兰人一样，对于强大的俄国存有重重怀疑。他强悍的风格使他最接近像左拉这样的作家，或者，在当代作家中，接近海明威，他曾经贪婪地阅读他的作品。因此，在俄国，他是作为“西方次生垃圾”的那些艺术家之一而闻名的。在一个崇尚辩证法的国家里，任何东西引起的恐惧，也比不上一个从饥饿和爱情——人性最原始的需求——来描写人的作家所带来的恐惧。

他犹疑了很长时间，最后，当波兰出版的文学书籍开始传到他的手里之后，他决定回国。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作出决定。他怀有宏大的文学抱负，但是他还是新人，还不为人知；在他自己的国家之外，在哪里能够找到读他用母语写作的书籍的读者呢？而且，当时在波兰，一场革命正在展开。那是一个被愤怒纠缠不休的人要去的地方，那是他能够找到机会重塑世界的地方。

他告别了朋友们，回到了华沙。这里的居民住在被炸毁房屋的地下室里，他们用双手清理大堆大堆的瓦砾，装上拼凑起来的小型马拉木板车。城市的重建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是，在整个波兰，书籍和报刊立即获得广大的读者，政府舍得花钱支持文学，任何一个稍有才华的作者面前，都展现出无限的机会。贝塔的事业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他在最好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收到高额的版税，多劳多得。他对语言的掌握十分优异，他的风格简洁而犀利。因为他的经历是许多同胞的经历，所以他的题材普遍地令读者感到亲近和理解。他关于“集中营世界”的作品集受到欢迎，被认为是具有头等意义的文学事件。

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没有成为必须遵守的法规，因为他的作品是最猛烈地反对苏联的写作技巧的。按照中央强加给作家们的法规规定，他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对于希特勒主义的野兽行为的描写显然需求很大，特别是一般的波兰人痛恨俄国人像痛恨德国人一样强烈。把读者的注意力聚集在德国人的暴行上这一做法，可以把他们的痛恨纳入一个单一的方向，因而有助于让人民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出现了描写盖世太保、游击战或集中营的数量日益增多的作品。

官方的宽容政策使得作家能够自由地以同情态度描写波兰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反抗德国人的战斗，虽然那支军队所保卫过的“贵族波兰”在苏联的眼里像是一块就要熄灭的煤渣。不过，假如批评家们想要使用正统的标准，则在政治上正确的题材也不能让他避开这些批评家的攻击，因为他描写的集中营是他个人亲眼看见的，而不是作者应该看见的集中营。在这里他是犯禁了。那么，作者应该怎样看集中营呢？罗列原因并不困难：一、囚徒们应该在秘密组织中团结起来；二、这些组织的领袖应该是共产党人；三、出现在这本书里的全部俄国俘虏应该突出展现他们的精神力量和英勇行为；四、应该按照囚徒的政治观点来区分他们。而他的小说没有一篇是这样的。党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虽然党认为波兰作家们还不成熟，运用不了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但是当代批评家还是指责他犯了大错。他们宣布，他的作品像堕落的或美国的文学，他的作品是悲观主义的，缺乏“有意识的斗争”的成分，亦即，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展开斗争。但是，这些批评是以某种有说服力的语调发表的。他年轻，需要受到教育，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作家的品格。通过对他的密切观察，党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少见的和珍贵的要素：真正的恨。

贝塔具有良好的接受能力。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他读得越多，就越深信，这正是他所寻求的。他的仇恨像波涛汹涌的河水向前奔流，但是毫无用处。最简单的莫过于为党所用。真是如释重负：有用的仇恨，为社会服务的仇恨！

他仇恨的根基就是萨特所说的“恶心”的同样的反应，亦即，对于作为由自然和社会法则所决定的、服从时间的毁灭性作用的、生理学上的存在物的人的反感。人应该设法打碎这样的镣铐，即使必须用自己的鞋带来拔高自己，也要使自己提高。如果贝塔是法国人，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虽然这样的张狂也许还是满足不了他。他对精神方面的思辨报以鄙夷的微笑，因为他记得在集中营里目睹过哲学学者们因为一堆垃圾而打斗。人类的思想是没有意义的，托词和自欺都容易戳穿，真正有意义的是物质的运动。他吸收了辩证唯物主义，就像海绵吸足了水一样。其唯物主义的一面制止了他对残酷真实的渴求；其辩证的一面让他突然跳跃到人类的上方，到达一种把人视为历史的材料这样的观念。

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其标题本身就象征了他的态度：《石头世界》。石头的，所以就是无情的、荒芜的。这本书由极短的故事组成，几乎没有描绘，不过是关于他的见闻的札记而已。他十分善于使用物质的细节来提示人的某种完整的处境。“石头世界”是打败希特勒和二战结束之后的中欧。因为他在德国的美占区逗留过一段时间，他拥有大量而广泛的描写对象：各民族和社会地位的人，前纳粹分子，前囚徒，得知所发生的事而感到困惑的德国中产阶级，美国士兵和军官，等等。在他平和的语句下面，潜伏着一种对于文明的无限的愤慨，因为这样的文明的果实竟然是希特勒主义。他推出了一个等式：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等于希特勒主义。这本书的主旨是文明的终结，其基调可以归纳为一个简单的抗议：你对我谈文化，谈宗教，谈道德，你看看这些东西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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