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大紫”和“红得发紫”都是比喻人生显赫,如日中天,那么为什么不用别的颜色来形容,而非要用红色和紫色来形容呢?这跟中国古代对颜色的定义以及官服制度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种,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是指绀(gàn,红青色)、红(浅红色)、缥(piǎo,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五种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正色和间色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要求非常严格,丝毫不得混用,比如孔子曾说“红紫不以为亵服”,不能用红色或者紫色的布做家居时的便服。
作为间色的紫色本来是卑贱之色,《释名·释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但是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却偏偏喜欢紫色,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至于当时五匹生绢也买不到一匹紫色布。齐桓公看到这种现象十分担心,于是管仲劝他不要再穿紫衣,“三日,境内莫衣紫也”。孔子针对这件事评价说:“恶紫之夺朱也。”厌恶用紫色夺去红色这种正色。
但是齐桓公始创的这个传统却流传了下来,南北朝时期创立了五等公服制度:朱,紫,绯(fēi,深红色),绿,青。以唐代为例: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四品着深绯色,五品着浅绯色,六品着深绿色,七品着浅绿色,八品着深青色,九品着浅青色。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一位叫傅游艺的官员擅长拍马屁,一年之间自青而绿而朱而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而白居易的著名诗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被贬官后的白居易只有穿“青衫”的资格。
“朱”是正色,“红”是间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用“红”取代了“朱”,由“大红”而“大紫”,比喻官位的升迁,“红得发紫”也是同样的意思。这就是“大红大紫”和“红得发紫”这两个成语的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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